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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

按：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本不易解答。葛兆光的这篇文章，无意对它给出答案，而是借助一次中外历史学界的对抗，将治学中的主客观纠缠，予以呈现。不同人士的个中心情，令人玩味。

当“暹罗”改名“泰国”：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


一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銮披汶·颂堪，1938年出任暹罗王国总理后，将“暹罗”改名“泰国”，对内推行民族主义经济与文化政策，对外要求收复法国占领的领土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二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可能第一个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顾颉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作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三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一）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二）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三）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 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人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第一个运用西方历史学研究法研究暹罗历史的人，他编著有《曼谷王朝拉玛二世编年史》《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编年史》以及《暹罗佛塔志》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 A. 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


四

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坚持另外一种立场。

站在中国立场上，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是，（一）泰族确实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起源的，它本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二）如果追溯早期历史，它们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 “掸国”，即《后汉书》中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记载的“永昌儌外蛮夷及掸国”。他们曾向汉朝进贡，汉朝授以金印紫绶。特别是史料记载，永宁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曾经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说明它很早就纳入了汉朝的朝贡圈。（三）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和各种遗物，说明掸国是“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古代掸人之地”；（四）讲泰语的古代掸人，在与讲高棉语的扶南和真腊，讲越语的安南，讲缅语的骠国，讲彝语的南诏，在互相联系和冲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泰族的族群和疆域（如方国瑜、陈吕范等，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泰族是永宁元年来朝贡的掸国之后裔，自汉代就是“汉大都尉”，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境内族群之一；如果泰族作为一个整体族群，是在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型，那么，南诏、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泰族也就谈不上被汉人或蒙古人压迫而南迁；如果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发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国境内各族应当是整个的中华民族，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疆域的形成。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页）。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367—369页）。顺便可以一提的是，直到现在国内学者仍基本主张，南诏、大理是由彝族、白族的先民，即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而忽必烈灭大理，是“铲除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19世纪中叶，普鲁士特使所绘泰国曼谷风景版画

但是，日本在“二战”时出于某种侵略野心，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支持大泰国形成，怂恿暹罗鼓吹“泛泰主义”，而且在学术上支持泰族起源于云南，南诏、大理为泰族，以及元世祖征服后泰族南迁说。面对异国侵略和国土分裂，学者立场为针锋相对而往往偏向一侧。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在讨论暹罗和泰族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暹罗接受多少中国的好处，泰族受到多少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前引顾颉刚所说的那样。著名学者陈序经甚至在《暹罗华化考》一文中，引用《大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的话说“暹乃汉赤眉种”，还说，如果这个话可靠，那么暹罗人本来“就是中国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国文化”（《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二十一号）。陈序经当然注意到“暹罗人的大汰主义”和日本人的“大陆政策”一样，“都是侵略的口号”（陈序经：《暹罗与日本》），但是把暹罗人说成中国人甚至“汉赤眉种”，这个说法也太过偏颇，史料依据也实在缺乏。所以，当时专门研究过暹罗史的许云樵，就在《读暹罗华化考》一文中，针对这些说法在史料、文化、语言方面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并说：“暹罗的染濡华化，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较之印度化，相差犹远，这是稍加研究暹罗文化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立场”使得有关南诏大理国家与族群问题的历史学研究，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和时势的意味，有人干脆在论文中，把“泰国”的“泰”，写成“埋汰”的“汰”。


五

当民族主义或政治意图支配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很难超越“立场”。

最后讲一个有意思的旧事。在暹罗改名泰国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民国政府评“蚁光炎奖”。蚁光炎（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九）是泰国华侨，也是支持暹罗抵抗日本的领袖，后被暗杀。当时，中国政府用他的名义设奖，显然是在表彰东南亚抗日华侨的精神。然而，当评审委员会把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评为第三名时，傅斯年却非常警惕。他说他偶然看到这一消息，“顿觉此事大有毛病”，便立即给朱家骅、翁文灏、叶企孙写信，指出这部书是调查“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动”，与评奖原则中“专给予研究泰国、越南、马来亚之历史、地理、文化、经济而有重要成绩之中国人”一条不合。它不仅“不在本奖金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部书研究的是“摆夷”，而摆夷就是泰族。傅斯年说，“全中南半岛之泰族多矣”，“全中国说泰语者，恐有二千万人，皆中国人也”，可是由于暹罗近年来“不知自量，要玩大泰主义”，“以云南、广西为其失地”。他强调，属于中国的云南西南部包括芒市，本来“以受南支佛教影响，颇有离心力”，如果政府再把本来专给外国研究的奖金，给了研究云南芒市中国人摆夷的田汝康，那么就等于“将云南划归中南半岛，且显示泰国研究课包括云南一部之人，与暹罗政府之妄言吻合”。所以，傅斯年强力主张删去这个第三名。


傅斯年

傅斯年曾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可问题是，什么是纯粹的学问？什么是无聊之学问呢？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民族情绪充斥之时，这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点评：暹罗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国的附属国，越南在唐朝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一个州叫安南，他们是借着日本侵略中国这段时间改名字脱离中国的统治宣布独立而搞的一些小动作而已。

[ 本帖最后由 spawnmm04 于 2018-11-7 20:54 编辑 ]

nianwuyi

政治有的时候是挺有意思的，改个名字的背后都有那么大的利益纠纷和政治意义